蔡昉: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6%左右已经足够

2018-11-14 10:52:21 来源: Uwin电竞网(北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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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标题:蔡昉: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6%左右已经足够)

“潜在经济增长率不要回归到10%,也不要说8%,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,6%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,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。”11月14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“《Uwin电竞》年会2019:预测与战略”上表示。

蔡昉: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6%左右已经足够
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

蔡昉表示,在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,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,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并持续至今,而中国有一些不一样。2008年遭遇危机的时候,中国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,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。蔡昉认为: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,但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,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。但在当时的刺激下,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,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,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。

蔡昉认为,当时政策是对的,但是也是有代价的。中国GDP这些年保持增长,复苏到正常,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。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,就看到它是下降的,意味着什么?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,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、更大更宽松的货币、更多的货币发行。这种情况也就造成了,我们后来要去部署去产能、去杠杆、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。

在人口增长方面,蔡昉认为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。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,储蓄水平、投资回报率、劳动力供给、人力资本的改善、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,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。因此,他的结论是: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,就会发现潜在增长率在下降。

由此,蔡昉表示,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,用来实施区域政策,这是不对的。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,也是不对的。今后的做法是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,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,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,进行对冲,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。

最后,蔡昉认为,十年经济发展经历得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:要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,且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,两者是不可分的。因此,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地推进改革和开放,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。

以下为发言实录:

蔡昉:大家好。上一个戊子年是2008年,全球发生了金融危机,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,但是中国遭遇到了外部的冲击,来自于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冲击。这一次与上一次有何不同?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和一系列其他的现象,我们的确遭遇到了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,从这点上说上一次和这一次,我们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要看到一些共同点,更要看到一些不同点。

首先,十年了,在今年这一年里,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看到有大量的人在反思十年金融危机,反思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,也反思这十年到底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因素。总的来说,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当事人都写了很多文章,或者发表讲话。比如最新卸任的美联储主席和经历上一次金融危机的美联储主席,甚至更早权威的美联储主席,都在分析这些事。我们国内,大家也都在谈,有一些谈的多一些,有一些谈的少一些。比如说,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分析的多一些,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对策分析的少一些。针对实体经济采取的措施,成与败,功与过,讨论的少了一些。讲需求侧的手段多一些,供给侧讨论的相对少一些。讲世界的、美国的多一些,讲中国的少一些。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,我们分析成因也好,应对手段也好,都有它的缘由,讲应对的对策过程,我们也有成,也有败,总的来说,我们要记住一点,没有成功,毕竟金融危机发生了,毕竟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国家,特别是新兴经济体,这些国家也付出了代价。所以我们讲功过的时候,其实是哪种应对相对好一些,即使在好的过程中,也不是无条件的,因为条件在发生变化。我重要放在应对手段,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应对手段上。

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,绝大多数国家,特别是发达国家,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,持续了很多年,可以说持续至今。它的目的是什么呢?金融危机无论是金融角度来说遭受了很大的损失,但更重要的是对实体经济具有长期的影响。因此,大家要做的是要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去,这个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?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,就是它以前的趋势增长率,比如之前美国是2.5%,今年也许2.8%,至少是超过了过去,因此它开始要回归,回到了相应的潜在增长率,意味着就业目标也达到了,他们看到了低失业率等等,就开始逐渐退出,开始加息。我们要看到一点,对于发达国家来说,它是一个成熟经济体,长期几十年就是那样的一个增长速度,比如2.4%,在这种增长速度下,他很明白要回归潜在增长率,实现V字型的复苏,要回到什么水平上去,因此他参照以前的增长速度和失业率,它是有据可依的,因此它回归了,就可以退出宽松的政策。最近美国率先把基础利率提高了。

中国有一些不一样,当我们上一次遭遇危机的时候,有一些跟发达国家不同的任务,我们没有进入危机,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,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,当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?大概10%。遭遇金融危机就必然达不到,因此我们就要采取宏观经济的手段,要刺激它回归尽可能靠近原来10%的目标,当时没敢说10%,我们说保8%。大家看这个图,绿色的这条线是当时的实际增长速度,是2007、2008、2009年,这是三架马车内需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,加上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。红色的线是当时的潜在增长率,这是事后估算的。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,2007年实际增长速度是高于潜在增长率的,但是2008年就出现了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,潜在增长能力没有充分利用,这时候我们自然要想办法往上刺激。外需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,消费需求也很难在一年中迅速恢复,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实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,今天俗称的“4万亿”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两个阶段:第一,我们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。第二,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,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,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,不寻常的返乡,因为他们不被失业保险覆盖,丢了工作就先回家了。农民工返乡意味着周期性的失业。但是,我们取得了好的效果,农民工在春节以后,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,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,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。

我们的政策也是对的,但是这个政策对是有代价的,就像我一开始说的,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,我们没有完全成功,因为代价是必然付出的。实施了4万亿以后,我们解决了当时回归潜在增长率的问题,但接下来这个政策有一个惯性,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下把它断掉,它很自然的延续了下来,保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,持续多年。当时我们把产业政策、区域政策都和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加以结合,形成了一个大家多元共振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,这个刺激政策特别会随着你的产业政策的延续而保持长期的宽松,因此,大家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到,我们的GDP这些年保持增长,复苏到正常,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。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,就看到它是下降的,意味着什么呢?我们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,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、更大更宽松的货币、更多的货币发行。这种情况,造成了我们后来部署去产能、去杠杆、处置僵尸企业等等任务的来源,三期叠加,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,前期政策就是我们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广义的宏观经济政策,这个广义不得了,因为它天生就带有把周期性政策变成常态化的趋势。

这次还会发生外部冲击,我们要不要采取当年的方式?我们就要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,而且这个变化发生的非常早。看这个图,分类的线是中国人口的劳动年龄,在1980年到2010年之间,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,我没有划出非劳动年龄人口,非劳动年龄人口在这期间是停滞不动的,甚至略有减少。它的意思是什么呢?我们还有一个人口指标,叫做人口抚养比,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支持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,也就是蓝色的线,在2010年之前,人口抚养比是一直在下降的。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,人口抚养比迅速下降,意思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,它有利于经济增长,而且实际上通过资本的回报率,通过储蓄率,通过劳动力供给的充足,通过人力资本改善的迅速,通过资源重新配置,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,所有这些因素转化成有利于中国10%的潜在增长率,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。

但是我用绿色的线划了一条线,就是2010年,这一年我们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,一看这个普查数据就发现了一个端倪,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了峰值,那之后迅速减少,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,也告诉大家了,2011年开始,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。劳动年龄人口下降,增长率就变成负的,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就快,这个比值(抚养比)必然要上涨,因此2010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,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。这意味着什么呢?我们说人口结构是高速经济增长导致的人口红利,这个转折点的到来,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,人口红利的消失,就是你的储蓄水平、投资回报率、劳动力供给、人力资本的改善、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,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,因此,很自然就会得到一个结论,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,就会发现这个潜在增长率下降。2012年之后,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也大幅度下降,而且下降不是一点,因为在那之前是两位数,这几年每年都往下走。它的含义是什么呢?实际增长速度,总体上追寻着潜在增长率,而潜在增长率就是我们的增长能力,我们的要求供给和所能够达到的生产率提高速度。

大家看,2000年是一个大的台阶,在这之前,如果剔除年度的波动,总体来说,潜在增长率就是两位数,10%。在这之后,第一个台阶是“十二五”时期,我们当时估算是7.5%的潜在增长能力,最后我们实现了7.8%,也还是比较接近的。接下来我们对“十三五”的估算,如果没有刺激,没有更大的改革,潜在增长率应该是6.2%,这是整个过程,实际增长率应该是逐渐向下降。当然我们改革,或许在必要的时候会有刺激的政策,甚至过去10年中的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在延续,因此它会使实际增长速度还高于潜在增长率。但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?潜在增长率就是实际能力,如果把自己的实际能力用足了,就意味着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不会利用不足。想一想,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,它不会出现利用不足,就意味着不会有周期性的失业现象,也就意味着我们是充分就业的增长,就是在潜在增长率下进行增长,因此告诉我们一个东西,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信心,只要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能力,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,就不用担心,哪怕是6%。因为我们整个“十三五”时期平均6.2%,到“十三五”的末期到了6%,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所以,这个信心应该有,因为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,还没有这个信心,那时候我们认为,而且事实上也是,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10%。十年以后,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,就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到了10%以下,这一点是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外部冲击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。

回顾一下上一次刺激政策,导致了一定的后遗症,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消化,但不管怎么说,当时的目的是潜在增长率10%,或者更接近一些,因此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错的。持续了十年,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惯性,也有失误,因为我们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,用来实施区域政策,这是不对的。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,也是不对的。因此,我们以后的做法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,也就是说,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,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,进行对冲,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,出手要狠,动作要快等等,这些并不一定在每种场合都是正确的。

既然潜在增长率下降到了6%多一点,今天遇到了外部冲击,我们对美的出口大部分被加了关税,下一步可能还会下来再加关税,影响到了我们的外部需求。内部需求,消费仍然是要大幅度的提高,但是要假以时日,接下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,在投资需求上,多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,这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,也是必要的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,不要回归到10%,也不要说8%,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,6%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,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。

最后我想说一点,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,我们很重要的一条经验,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,今天大家有越来越多的共识,我们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,这一点非常重要,因为对外开放是一个信号,别人对这个信号做什么样的反应,取决于他对你的信任,而对你的信任取决于我们国内的改革。改革开放从1978年就变成了一个专用词汇,两者是不可分的,因为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采取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,两个分开了就不可能让这个体制是完善的,因此,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的推进改革和开放,这样可能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。

我就讲到这里,谢谢!

王晓武 本文来源:Uwin电竞网 责任编辑:王晓武_N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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